几年前，看到了肖川先生的第一本教育随笔集《教育的理想与信念》，被他那“融哲学的理趣、散文的韵致和宗教的情怀于一体”的文字所吸引。后来，又看到了第二本《教育的智慧与真情》，依旧是他那种亲切自然、充满真情和美感的风格，字里行间跳跃着对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思想的言说。
肖川先生曾说过：“用一生写三本书”，“将平淡如水的岁月定格为永恒”。实际上，由于《教育的使命与责任》的出版，他的三卷本变成了四卷本。肖川先生说过“我的思想我做主，我的文字我负责”，我想，对于读者来说，不在乎三卷还是四卷，在乎的是能够继续享受到肖川先生给大家带来的美妙而充满温暖与真情的精神盛宴。
读《教育的使命与责任》，能够看到肖川先生一如既往的风格，诗意盎然中表达着对教育、对社会、对人生深刻的感悟和理解。同时，也品味到了肖川先生的“尖刻”。“尖刻”，在字典上的意义是“（说话）尖酸刻薄”。肖川先生自己评价自己是“不平则鸣”，“透着尖刻”。这种“尖刻”，在我看来，就如“带刺的玫瑰”。玫瑰芬芳但不妩媚，傲然带刺独立。肖川先生以笔为旗，以情动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面对“应试教育”，肖川先生直言，这是在漠视教育的社会责任。“一切为了考试、一切为了升学的结果是培养出来的人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心胸狭隘、缺乏公德意识。”他呼吁，“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对学生的升学考试负责，要对学生的终身发展和幸福人生负责，教育也需要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多元、开放、充满法治和人权精神的社会负责”。记得李跃儿老师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这个书名，让我们意识到：现在的孩子不幸福！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那么富足，上下学有人接送；学校的办学条件越来越规范，操场是塑胶的，教室是多媒体的；师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批的代课教师被清退，上岗的都是来自正规院校毕业生。可是，在这样看似各方面条件日益完善的环境下，孩子的学习生活却离快乐越来越远，幸福自然无从谈起。教育要以人为本，真正地让学生主动地、快乐地、理智地、有创意地生活，从而焕发生命的活力，成全生命的价值，这条路其实还很漫长。
今天怎样做教师？肖川先生在不同的文中论及这点，给人以启迪。作为教师，要教什么内容？他说：“中小学教师普遍缺乏的是对教学内容的批判性理解，把教科书上的内容视为不容置疑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说明“广大中小学教师缺乏自觉的社会文化的价值追求、缺乏现代民主政治意识”。在课堂教学上，肖川先生抨击了一些蜻蜓点水式的肤浅的课堂，认为那是“只重挖坑，而不重掘井”，“在课堂讨论中，教师要特别注意发现和捕获学生思想的火花，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欣赏，并引导他们完善推理和论证的高级思维过程。”课堂上，教师应该“对学生说：‘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还有什么需要进一步澄清的？’而不是对学生说：‘你们听明白了没有？’‘你们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因为“前者表明的是教师对于自己‘教’的责任承担；而后者表明的是学生学会了还是没学会，责任在学生。”教师布置的作业“应该是教师精心准备的送给学生的礼物”。在师生关系上，教师要做到“不体罚学生，不辱骂学生，不大声训斥学生，不羞辱、嘲笑学生，不随意当众批评学生，不随意向家长告状”，“希望老师们有更多灿烂的微笑”，因为老师“脸上的微笑有多少，学生心中的阳光就有多少”，所以，希望老师“离开教室时”，把“微笑留下”。总之，希望学生的学习环境“非常宽松、宽厚、宽容、温情、温暖、温馨，没有恐吓，没有威胁，没有强制，没有讥讽与嘲弄，有的只是欣赏、认同、建议、惋惜和同情，只是乐观的期待和真诚的信任”。说起来，肖川先生作为教授对老师提出的这些希望和要求好像并不高，但是实际上，正如教授自己所了解到的那样，“仍然有不少教师就是做不到”。我想，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交往不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而必需是几年如一日，几十年如一日，面对个性、思维、成长背景等各不相同的学生，教师的一言一行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可能给学生带来连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伤害，就像“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教育需要热情，也需要冷静；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智。教育好学生是教师的责任，这个过程除了必需恪守教师的职业道德，更需要教师的智慧，作为教师，自须为之努力。
肖川先生深知读书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他鼓励教师要有读书人的气质和品位，并且要“很好地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习惯和品质”，从而“用心培育一个读书的民族”。他直言不讳，很多人不读书。“政府官员大多不读书，他们忙着应酬……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读书。商人大多不读书，他们忙着公关，忙着猜拳、喝酒、洗桑拿……他们没有心情读书。工人农民……读书对于他们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教师读书的也不多——中小学教师工作太劳累，没有精力读书。大学教师在为课题交差而读书，确切地说，是翻书，是查书。真正的阅读，超越功利的心灵阅读，恐怕是很少很少的。”想起自己偶然看到的一期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上的一幕，男嘉宾在行使男生权利时问了三个女嘉宾一个与读书有关的问题。他要求三个女嘉宾说出一本正在读的人文书籍的名字。三个女嘉宾一个都没有能说出至少一本书的书名，回答的理由听起来各不相同，一个说“不喜欢读这类书”，一个说“没有读过”，一个说“一直加班，没时间读”。也许女嘉宾们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是去找男朋友的，而不是去找与书的缘分的。不过，从这一情景，也能够映衬出肖川先生所说的“国人不读书”吧。再想起两年一次的青歌赛上的文化素质考查，即使是一些很普遍的文史常识，也总能听到歌手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雷人回答，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想来，在如今忙忙碌碌的快餐生活里，有多少人能够惬意地追求“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的书生豪情？“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决定这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朱永新教授一直在呼吁要建立我们的全民阅读节，哪一天，这个提议通过了，当真值得庆贺！其实，作为教师，阅读有着近水楼台的便利，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全天候的开放着。所以说，真正的“构建书香校园”，还须从我们自己先做起。
肖川先生对中国教育的一些形式主义和自欺欺人做法提出了质疑。比如，中小学开展的八荣八耻宣传教育，“廉政教育”、不符合常识的诸多复习资料等等。肖川先生认为，“廉洁文化”教育要进的是党校课堂，而不是中小学的课堂。“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教育内容应该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的人类的基本经验和核心价值”，而不是赶潮流、趋炎附势、见风就是雨，否则教育不仅是低效和无效，甚至可能负效。对于教育中的诸多形式主义，教师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但是却无可奈何。比如，当初一位伟人说了一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他一定没有想到这句话的威力有多么强大。如今，“从娃娃抓起”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万能钥匙，各个部门抓着这把钥匙就往校园跑，出一个通知，搞一个类似“××杯”的征文比赛、书法比赛等，最后发一个获奖证书，宣传教育工作就算一步到位了。似乎也没有人质疑：教育，难道只要写一篇征文，书两幅字就能够立竿见影出成效的吗？什么都从娃娃抓起，什么都要进课堂、进校园，不仅打乱了师生正常的教育秩序，而且无端增加了师生的负担，这样的教育，就像肖川先生说的那样，“最终究竟谁是‘进课堂’的受益者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肖川先生对于教育上的一些尴尬现象从来都是直言不讳。比如，“教育家”一向是人们心中神圣的称呼，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被赞誉为“教育家”，他指出，“表面的繁荣”背后是太多的急功近利、没有立场和根基浅薄。他期待“中国教育家的教育探索应该充分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情怀”。再如他分析大学的教育质量低劣的原因，他认为缺乏终极关怀的传统文化和官本位的制度使大学“充斥着衙门作风”，“弥漫着投机钻营的市侩气息”，大学成了“只有权术没有学术”的地方，他希望大学里拥有更多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者。针对政府官员学术兼职现象，他认为这是政府官员在学界“扮演裁判员、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容易导致不公平，期待官员从学界退场，要遏止“能者多捞”。他反对少儿读经，因为“我们今天的教育不是要培养什么圣贤，而是要培养具有民主性格的公民”，“教育的价值是解放学术的头脑，而不是封闭学术的头脑”。……
肖川先生以他深邃冷峻的思维不厌其烦地渲染着关于公正、自由、平等思想，给人以警醒。读肖川先生的文章，在他凝练潇洒的文字里面，不经意间总能找到一些“玫瑰的刺”，透过这些敏锐尖利的芒刺，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坚定不移的价值追求和对教育的热爱与期待。诗人艾青曾饱含深情地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肖川先生在言说《教育的使命与责任》时，何尝不是因为对教育爱得深沉呢?
